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樊嘉煜：进博会是展示创新成果的绝佳平台 溢出效应明显******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中新网11月4日电 题：樊嘉煜：进博会是展示创新成果的绝佳平台 溢出效应明显
中新财经记者 吴涛
随着第五届进博会的临近，近日，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樊嘉煜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称，“进博会既是加强中外合作的重要桥梁，也是展示创新成果的绝佳平台，为我们加深对中国市场的认知提供了重要契机。”
樊嘉煜还表示，创新是推动雅诗兰黛集团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中国消费者是雅诗兰黛创新重要的灵感来源。今年进博会，雅诗兰黛将展出在中国销售的15个品牌，包括有计划引入中国市场的新品牌，还有多款新品亮相。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我们注意到，每年的进博会，雅诗兰黛集团都充分准备打造相关展区，结合近几年参会经验，进博会等大型会展给雅诗兰黛带来了哪些溢出效应？今年进博会，雅诗兰黛将带来哪些新品？
樊嘉煜：首先，进博会既是加强中外合作的重要桥梁，也是展示创新成果的绝佳平台。包括本届在内，雅诗兰黛集团已经连续四届参加进博会。这四年间，我们引入了四大全新国际品牌和2500多个新产品。得益于进博会的溢出效应，集团旗下品牌的全球新概念首店、旗舰店也纷纷落户中国。
不仅如此，进博会还为我们加深对中国市场的认知提供了重要契机。
我们在进博会上收获了丰富的客户反馈，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市场的需求。连续多年的参展，推动我们不断加强对本土创新能力的建设，鼓励我们以更多本土化的研发，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去全方位触达更多中国消费者。
今年，雅诗兰黛集团加大投入，再接再厉，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创新产品和独特的参展体验。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大亮点：
第一、更多的新品。今年，我们展出了在中国销售的15个品牌，包括有计划引入中国市场的新品牌，还有多款新品亮相。
第二、更沉浸的体验。我们在现场开设了彩妆课、护肤讲座，以及研发互动平台。消费者将有机会参与到产品的制作过程之中，“沉浸式”感受我们的体验式服务。
第三、更可持续的展馆。今年，我们带来了进博会消费品展区的首个“零碳展馆”，为消费者打造了升级版的绿色美丽体验，也彰显了公司对于高端美妆可持续发展的愿景。
中新财经：中国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新发展将为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新机遇？
樊嘉煜：雅诗兰黛集团是中国经济成就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1993年进入中国内地市场以来，我们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消费水平的升级。在高端美妆行业，这种趋势也显而易见。我们的消费者越来越成熟，需求也更加个性化。为了满足不断提升的生活水平，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加快高端美妆的渠道下沉，提升高端美妆品在全国范围的渗透率。我们希望携手中国消费者，共创“美丽消费”的新趋势。
中新财经：您曾提到，雅诗兰黛集团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在中国持续投资，长期看好。未来投资计划能不能谈下？侧重点在哪？
樊嘉煜：创新是推动雅诗兰黛集团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中国消费者是我们创新重要的灵感来源。
在第三届进博会上我们完成了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创新研发中心落户上海闵行的签约，该中心将在今年12月正式投入使用。研发中心将汇聚一流研发人才，探索中国消费需求，研发卓越的产品，真正实现“在中国，为中国；在中国，为世界”。
随着中国消费者的高端化、时尚化，对高端美妆有独特的需求，这是我们认为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初衷。我们希望能够快速聆听消费者的声音，为中国消费者量身定做更适合的高品质产品，由中国走向世界。
中新财经：雅诗兰黛旗下众多品牌深受中国消费者青睐，在提供更多“美的选择”上，雅诗兰黛产品方面是如何规划的？中国市场如何进行本土化发展？
樊嘉煜：雅诗兰黛集团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已经近30年。
1993年，雅诗兰黛和倩碧品牌进入中国内地。2002年，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公司成立。中国是集团最大的国际市场，中国消费者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过去30年来，我们不断引入新品牌、新产品，将前沿科技和新体验带给中国消费者。如今，集团在国内已拥有十五个品牌，涵盖彩妆、护肤、香水和护发四大领域；我们的业务覆盖全国600多个城市，服务着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消费者。
我们拥有数千名优秀的员工，其中85%是女性，高管团队高度本地化。充分了解中国消费者，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
中新财经：作为高端美妆业的领军企业，和全球其他国家相比，如何看待广大中国消费者消费能力、消费习惯等？给雅诗兰黛带来哪些全球化布局的思考？
樊嘉煜：中国高端消费者多元化、年轻化、互联网化、时尚化，在许多领域引领世界潮流。
雅诗兰黛集团积极拥抱中国数字化浪潮。我们在各大互联网平台建立了直播间，同时也在探索元宇宙等新的营销模式。(完)
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尹俊：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专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中新社记者 李双南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您的研究而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何在？ 尹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经济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也因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不能简单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转型”来概括，突出表现为两类转型的叠加。 一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转型，即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高速增长”，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道路，也可概括为“转轨发展”，即“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这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复杂性。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先驱者就已开始探索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现代化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短短六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式的，也意味着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手段与目标的双重结合。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呢？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一般性目标之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更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来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呢？与时俱进地擘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并为之接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打个比方，西方国家政党推动现代化的手段类似“擂台赛”，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接力赛”，因而能够做到“积跬步而至千里”。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 摄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俊：现代化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百年来，简而言之，世界各国现代化成与失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现代化的失败可能在于迷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标准，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现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何谓“一般性”规律？比如各国现代化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以人的福利为目标。这方面的“一般性”体现在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比如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是通过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等经济指标来区分是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但现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国要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很大，并且难以像基数或者序数一样比较。换言之，没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标准。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观点或者偏见，主要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为了便于抽象研究，发展主义的主流思潮试图把现代化的一切问题都归于纯物质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分配问题。对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则认为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 摄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补课论”、“趋同论”和“创新论”。为何您的著作赞同“创新论”？ 尹俊：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得不回转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活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向高级阶段迈进的物质基础。 另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以后会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趋同论”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行的，是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甚至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仍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创新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会带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时代。(完) 专家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习近平经济思想、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等。已出版《中国式规划》《经济低碳化》《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领导力的本质》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其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综述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
)